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是开展基础研究的主体力量。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如何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机制？又该如何提升基础研究的整体效能呢？

在现有体系中，我们对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以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中的定位和责任已经比较明确。

国家实验室与国家科研机构拥有组织跨学科、跨团队、跨机构"大科学"攻关的权威性与资源调度能力。它们以体系化建制化科研队伍和长期学术积累为基础，能够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开展长周期系统性科研攻关，是支撑战略导向体系化基础研究的主体力量。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则凭借学科体系完整、学术氛围自由、青年人才富集以及创新思想活跃等核心优势，在融合推进学科交叉、前沿探索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承担前沿导向探索性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那么，科技领军企业在基础研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是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桥梁纽带。这类研究聚焦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从真实应用场景中的复杂问题出发，解析技术瓶颈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为产业变革提供科技支撑，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源头供给。科技领军企业直面市场竞争中的痛点与技术断点，天然具备"出题人"精准定义问题的能力；其工程化研发体系可以整合产学研用资源，共同承担"答题人"的角色；凭借市场反馈机制履行"阅卷人"职责。这种集成优势使科技领军企业成为驱动市场导向应用性基础研究的主导力量。

这三类基础研究并非孤立运行，而是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动态演进的协同体系。因此，我们需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在明晰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职能分工的基础上，有效集聚整合各方面优势力量，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构建起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机制。

研究型大学的前沿突破为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解决战略问题提供了新原理和新路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则将基础前沿知识集成为解决复杂战略问题的系统化方案，并验证其可行性；科技领军企业负责将研究型大学的原始创新以及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验证过的系统性方案和技术，进行工程化、产品化开发并推向市场；市场拉动和场景驱动又会产生新的、更深刻的科学问题，这些反馈则会触发新一轮的前沿探索和体系化研究，形成更高水平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创新"。

但目前来看，三类基础研究在协同运行上还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主体分工与协同效能有待提升。三类主体按照自身逻辑各自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功能重叠、角色错位、补位不足等问题，使得战略导向与前沿探索、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二是协同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战略牵引—需求凝练"机制、"价值评价—激励相容"机制以及"人才流动—知识共享"机制，导致基础研究体系出现结构性失衡问题。三是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资金投入机制单一、重大基础研究设施等资源开放共享和利用程度不高，使得基础研究整体效能的提升变得缓慢。

要推进三类基础研究协同运转，关键在于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破解创新主体定位宽泛、功能割裂、资源分散、人才错位、评价脱节等问题。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战略导向、前沿探索与市场需求的贯通融合，进而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基础研究方面整体的创新效能。

首先，应建立战略需求传导机制。可以在国家科技决策层面设立基础研究专门委员会，统筹部署三类基础研究协同攻关矩阵，凝练重大任务，如人工智能战略体系化研究、量子计算前沿探索、脑机接口应用性研究等，并积极发布跨领域、多主体的联合任务清单。通过目标牵引与问题驱动的方式，确保国家战略需求精准传导至各个主体和各个环节。

其次，需要构建资金优化配置体系。建立包括选题机制、评审机制、资助模式、资助结构、绩效评价、资金使用等工作机制，强化资金多元投入、分类管理与交叉支持。政府资金主要投向战略导向和前沿导向基础研究；企业资金则主要用于市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社会资本则重点关注具有应用潜力的前沿技术研究。

此外，还要构筑平台资源共享机制。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科学数据中心建立基础研究云平台，并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提升科研仪器设备与科学数据跨机构共享率。同时，应建立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牵头、企业深度参与的国产科研设备验证应用联盟，实质性破解科研资源孤岛化、国产科研设备边缘化的困境。

创新人才双向交流机制同样重要。可实施战略科学家领衔的创新特派员制度，推动高校教授赴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助力解决产业科技问题；同时，支持企业首席科学家到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参与战略研究，并在大学担任产业教授。配套建立双向兼顾学术贡献与产业价值的双轨积分职称评定制度，以此激活人才双向流动的内生动力。

此外，还应变革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建立基础研究多元成果评价机制，对体系化研究采用国家战略目标达成度评估；对探索性研究实施国际同行原创价值评议；对应用性研究推行市场验证与专利标准转化率考核。同时，设立由科技领军企业托管的成果转化基金，对跨主体协作产生的核心专利实施收益前置分配，形成价值创造与实现的闭环。

最后，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聚焦科研范式重塑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构建互联互通的科学数据中心，开发面向前沿领域基础科学大模型、重点学科大模型和领域大模型等，并建设开源开放的创新社区以及人工智能科学基础设施。坚持以用促研、以研推用，推动科研人员适应科研范式的变革要求，改变传统的科研工作方式，从而大幅提升基础研究的效率与效能。